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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办公大楼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联想集团一直是一个正宗的、响当当的国有企业。其实不然,这应该是产生于三十多年前的印象。遗憾的是,经过一场世纪阴谋,经过人为的操作,经过不断地稀释和“洗白”,今日的联想早已改变了性质,改变了颜色电脑 ,它经历了“国变民”、“民变私”、“中变美”的脱变过程。因为这个过程,是在人为操作下进行的,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是在堂而皇之的名义下进行的,所以当人们一觉醒来的时候,这个人们印象中堂堂正正的国有企业已经换了主人。

那么对于这个魔术式的变换过程,人们无法理解,没能察觉。为此成为了人们议论和质疑的焦点。人们除了没有用“抢”字外,分别用“偷”、“盗”、“窃”来形容。这反映了变换过程中形式上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人们心理上的不可思议和一时无法接受。

下面,就让我们来回放一下联想“国变民”、“民变私”、“中变美”的魔幻过程。

一、“国变民”过程。

1984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中关村成立了一家下属公司,名称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简称“计算所公司”。当时成立这个公司的目的,是加快实现科技成果的社会转换,或者叫市场转换。创建人员加上不久加盟的倪光南共12人,全部系中科院在职的管理和技术人员。时任计算机所所长的曾茂朝担任董事长,计算机所业务处处长王树和担任总经理,六室的助理研究员柳传志担任副总经理,中科院技术专家倪光南担任总工程师。中科院以自主知识产权出资13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性质为国有企业,中科院100%控股。

1986年,王树和调回院里工作,柳传志接替总经理,曾茂朝仍担任董事长,但不负责具体事务。1989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新技术发展公司”以倪光南的汉卡名称正式改名为“北京联想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简称“北京联想”),注册资金增加到了1亿元,仍然为中国科学院全资控股。

自从柳传志担任公司总经理之后,即提出了“国有民营”的策略,并将联想的“民营化”正式摆上日程。

为此,柳传志采取了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成立香港联想民营子公司,弱化母公司资产。

1988年,北京联想发展公司、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贸促会下属公司)和香港导远公司一起在香电脑港成立了合资企业“香港联想”,此“香港联想”即为后来上市的“联想集团”前身。

香港联想成立以后,北京联想和技转公司两家国企共持股67%,吕谭平等四名港商控制的导远公司持股33%,原始股本为90万港元,三家公司各出资30万港元。

香港联想成立以后,借着北京联想微机总代理的身份,以及技转公司的巨额贷款,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香港联想在连续三年盈利之后,开始筹划在香港上市,但是柳传志不希望上市后的联想仍然是一家“国有企业”。所以为了实现进一步民营化的目标,柳传志通过增资对香港联想的股权结构进行了改造。

根据联想集团在香港上市的招股书显示,1992年10月北京联想曾投入9890万港元,吕谭平等四名港商则投入10万港元对香港联想进行了增资扩股。

此次增资后,香港联想上市发行的6.75亿股份中,北京联想得到了2.618亿股,吕谭平等人则得到了2.08亿股。

为何港商只投入了10万港元,竟然能换来2.08亿股的股份?这是当年总工倪光南等人的疑问,但是联想上市的招股书并没有透露内情。

后来柳传志在接受采访时公开透露,当年联想增资的9890万港元有4300万(552万美元)借给了港商,让其得以负债持股。

经过这次增资之后,北京联想持有了香港联想53.3%的股份,吕谭平等四名港商持有43.3%,而技转公司的股份降低至3.3%,上市前的香港联想已经成为了一家小半私有化的企业。

对于这场增资,不仅当时媒体众说纷纭,甚至有人大代表和院士对此展开了质疑。

后来中科院在答复人大代表时承认了港商“负债持股”的事实,柳传志也曾经解释道:“我们太缺乏国际市场经验,如果不让导远持有那么多股份,导远就会退出合作”。

经过此次公开上市的稀释后,北京联想持有的联想集团股份仅剩下38.785%,而技转公司股份更是只有不足3%,吕谭平等四名港商和散户投资人等民营资本一起构成了电脑香港联想股东的大头。

靠着联想此次上市,吕谭平等人不仅还清了负债,而且实现了一夜暴富,香港联想也顺利实现了从一家国有控股企业到民营企业的转变。

第二步:掏空母公司,使其变为空壳。

香港联想上市后,因港方总经理吕谭平不擅经营,亏损严重,股价大跌,已处于倒闭的边缘。而此时的北京联想,在杨元庆的奋力经营下,靠着强大的国内市场,业绩蒸蒸日上。柳传志为了不使自己多年来民营化的心血付之东流,保住香港联想,要于水火之中拯救这个即将倒下的“烫手山芋”。

柳传志便展开了一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1997年,他摒弃了所有的常规方案,创新性地推出了一个"整合"方案,即不改变香港联想已有的"民营"股份结构,将北京联想的良性资产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注入香港联想,实行"整合"。也就是倾注北京联想的资产和信誉在香港联想二次上市,终于保住了香港联想的民营股权,股价由当时的0.3元/股涨到后来的70/股,成就几位港商成了百亿万富翁。

至此,一家香港成立、香港上市的民营企业“联想集团”正式走上历史舞台,成为联想的门面担当。人们如今提到的联想集团,大部分时候也是指香港联想。

但是,作为民营的香港联想成功了,而作为母公司的北京联想却几乎成了一个外强中干的空壳。

第三步:稀释北京联想母公司国有成分。

现在需要再回过头来,看看“教父”是怎么稀释母公司北京联想的。

2000年,柳传志以公司员工持股的名义,经中科院批准,为防止国有资产过多流失,同意员工持股不超过35%。这样下来,中科院持股由100%降为了65%。

当然这一步政策上没有问题,因为当时国家鼓励企业员工持股,把员工与企业利益挂钓,有利于激发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工作积极性。但是这一改变,却使公司性质发生了变化,即由中科院全资所有成为了一家混合所有制公司。

如果说员工持股是政策允许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一幕,却使北京联想股权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2009年10月9日,北京联想通过以在北京市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的方式,将其所持29%的股权,以27.55亿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泛海控股集团。转让完成后,北京联想的股权结构变更为:中科院持有36%,职工持有35%,泛海控股集团持股29%,成了第三大股东。从而使北京联想彻底去掉了“国”性,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民营企业。

对此,柳传志解释说:“泛海加入以后,更能够从股份角度说明联想是一个全民营的企业,从这个角度来讲,对‘lenovo’品牌在国际方面的业务是有好处的。”

二、“民转私”过程。

所谓“民转私”,就是把民营股份逐渐转入个人,成为个人持股。对此,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泰山北斗”是如何变戏法的。

第一套变戏法:更名、改制,逐渐由民向“私”过渡。

柳传志首先把“北京联想”改名为“联想集团控股公司”,然后又于2001年6月22日再次更名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简称“联想控股”,后来长期沿用。

这一次次更名,并不是一般的名称变换,而是在一步步改变公司的属性,尤其是第二次更名,实质上是一种改制性质,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变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再次发生重大变化,也就是向“私”的性质过渡。

前面讲到,联想控股(即更名之前的北京联想)因为倾资挽救香港联想成了空壳,而在完成上述变更后,又大规模注资,加之北京联想连续几年经营业绩超预期,联想控股又开始走上兴盛期。

第二套变戏法:成立大量子孙公司,为个人控股提供条件。

从2000年之后,联想控股开始了公司衍生扩张,又先后成立了联持志远、君联资本、弘毅投资、联想之星、融科智地等多家子公司,分别涵盖了旗下IT、投资、地产等三大行业、四大业务单元的多元化经营业务,除联想集团继续主要从事计算机业务外,联持志远从事证券管理经营业务,弘毅投资从事私募股权投资业务,君联资本从事风险投资业务,联想之星从事天使投资业务,融科智地从事房地产业务。

然后在子公司下面又成立了上百家孙公司。如联持志远下面又成立了以数字区分的15家分公司。股东均为当时在职的公司高管和部分员工,总称“联持会”。在联持志远的15家“联持会”股东中,最大的一家为“北京联持会拾伍管理咨询中心”,柳传志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72.14%。

好了,不扯联想控股下面的子孙公司了,扯多了头有点晕。只知道这些子孙公司大都是由公司“大佬”们持股、控股就可以了。柳传志就是在这眼花缭乱中一步步达到所要的目的。

第三套变戏法:一场精彩的股权游戏遮人耳目。

2011-2014年联想控股发生了 一系列精彩游戏: 1、联想控股把29%的股份,以27.55亿元的价格,出售给泛海控股 。 2、柳传志的接班人杨元庆 以31.5亿港元的价格购买了联想集团 7.97亿份股票,占联想集团总股本的8% 。 3、泛海控股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 把9.6%的股份转让给柳传志、朱立南、唐旭东等几位联想控股高管 。 4、联持志远 也把9.5%的股份,以同样的协议转让给泛海控股 。 5、2012年, 泛海控股又把8.9%的股份以同样的方式转让给了一家名为联恒永信的持股平台 。

好了,不再往下列出了,又有点头晕。反正在这番操作中,柳传志和泛海控股的实际控股人卢志强成了最大受益者:柳传志成了联想控股的个人股份最大持有者;卢志强一番转手赚了12.68亿元。

卢志强与柳传志是什么关系?原来此人是著名的以柳传志为会长的“泰山会”元老级人物,两人关系可想而知。

到此为止,柳传志经过30多年的处心积虑和苦心经营,把一个正宗的国有企业,完全实现了“私有化”,或者说部分“私人化”,他的“改制”目标基本实现。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联想控股的持股状况,就一目了然。

最后联想控股的股权结构为:中国科学院持股36%,联持志远持股24%,泛海控股持股20%,联恒永信持股8.9%;柳传志持股3.4%,朱立南持股2.4%,陈绍鹏持股1%,唐旭东持股1%,宁旻持股1.8%,黄少康持股1.5%。上面个人股东名单中,虽然没有出现联想高管杨元庆、郭为、曾茂朝、李勤、刘军等人,但他们却是联恒永信或联想集团等子公司的的股东、控股人。而柳传志既是母公司的最大个人股东,又是子公司联持志远等子公司的控股人。

由此可以看出,联想控股高管和高管持股公司合计持股比例为44%,超过了中科院持股比例,形成了高管和高管持股公司联合控股的局面。这个结果就没有必要再作说明了,由大家就它的关联性作联想罢。

三、“中变美”过程。

联想真正倒向美国,源于其2004年收购IBM的电脑业务,此次收购以后,联想一边全球化,一边也开始了去中国化。

2004年12月,联想以17.5亿美元收购了IBM的PC业务。因为收购双方实力的悬殊,这次以小博大的收购被不少人视为蛇吞象的经典案例,联想也因此成为了不少人心目中的中华之光。

但是,究竟是联想收购IBM,还是IBM收购联想,美国人和我们的看法可是不一样的。

经济界的专家评论说:“我们中国人都认为是联想收购了IBM,美国人从不这么认为,美国人认为是IBM收购了联想,IBM的子品牌收购了联想,使联想成为一家美国公司。”

为什么这么评判呢?首先,是17.5亿美元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含联想6亿元股票及IBM5亿美元的债务);其次,是联想集团约19%的股份,此次收购后,IBM成为联想集团除联想控股以外的第二大股东;最后,则是联想将在纽约威切斯特县建立新的全球总部,并且任命IBM前高级副总裁史蒂夫·沃德为联想全球CEO及董事会董事。

经过IBM 这一役,联想彻底投入了美国怀抱,此时的联想还算不算是一家中国企业呢?这成为了许多人的疑问。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明确:中国企业的定义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有的人认为应该根据总部所在地来确认,还有的人认为应该根据主要运营地来确认。

如果根据总部所在地确认的话,2005年联想收购IBM后,包括《环球时报》等权威媒体均显示,联想的全球总部将设立在纽约市,同时在中国北京和美国罗利设立两个运营中心。根据当年的新闻信息,联想在美国纽约新建全球总部是不争的事实。

2006年3月,联想宣布将纽约的全球总部迁往罗利,和北卡罗来纳州北卡研究三角园的运营中心保持统一。后来的公开资料均显示,联想集团全球总部位于美国罗利。

但是后来,面对众多舆论攻势,联想中文官网已经不再将罗利列为联想的全球总部,而是改为了全球行政和运营中心。

何为全球行政中心?中国的行政中心是北京,美国的行政中心是华盛顿,大家可以自行领会其含义。

注册地不在中国,最主要的运营地不在中国,总部也是“双总部”,所以联想其实更多的是一家美国企业。

前几年,在人们的质疑声中,联想的官微给自己改了一个名字,从“联想”变成了“联想中国”。这反而弄巧成拙。只有在中国经营的外企,大部分喜欢在自己名字后面加一个“中国”的字样,例如“微软中国”、“谷歌中国”、“亚马逊中国”等等。但是中国本土成长的公司却极少有这样的起名习惯,试问,有谁听说过“腾讯中国”、“阿里巴巴中国”或者“百度中国”吗?

看来,联想是越描越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拙劣表现,也正是心虚的表现。

中国本来倾全国之力、全民之力,培育了一个民族品牌企业,但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却逐渐姓了民,逐渐姓了私,逐渐姓了美,这是民族的悲哀,这是中国企业的悲哀。那么,作为当事者的联想,难道不需要给全国人民一个说明,给中华民族一个交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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