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伴随着全国层面的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关于印发以医联体为载体做好新冠肺炎分级诊疗工作方案的通知》，特别提出充分发挥互联网医疗服务便捷、高效的积极作用，利用互联网医院、互联网诊疗平台、官方新媒体平台等信息化平台和技术手段，积极开展线上健康评估、居家健康指导、健康宣教、心理疏导，提供互联网诊疗和线下药品配送到家的服务，及时将出现病情变化的患者精准引导到有能力的医疗机构就诊。
互联网诊疗平台在防疫新阶段再一次被推到台前承接新使命。
前段时间，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如期举行，吸引了全球互联网行业的目光。值得关注的是，7年之前，2015年12月7日，我国首家互联网医院——乌镇互联网医院在浙江乌镇“横空出世”，一时在行业内激起千层浪。从今天再回望，乌镇互联网医院的成立，其实已成为我国数字医疗行业开始腾飞的起点。
在政策的全面支持下，叠加医学、药学、信息科学等相关学科的飞速发展，在乌镇互联网医院成立后的这7年里，我国数字医疗行业经历了从1.0到3.0的三次迭代，不断穿越市场的低谷与凛冬，市场规模也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那么，数字医疗行业1.0到3.0都发生了哪些重大跃迁？这些变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又将如何影响行业未来的预期？本文试图通过回顾我国数字医疗行业的发展，来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数字医疗1.0 — 互联网医院2015年12月，由微医创建的乌镇互联网医院正式成立是中国数字医疗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它不仅是国内首家互联网医院，而且还是一家拥有线下实体医疗机构的互联网医院，这对于传统医院而言是真正打破了物理的围墙，将一部分求医问药的场景搬到了线上，而对于中国数字医疗行业，则是一次从无到有的跨越。数字医疗1.0时代也由此正式开启，数字医疗市场开始了蓬勃发展。
关于医疗行业发展的核心驱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政策，其二是技术。政策利好不仅直接推动行业发展，政策同样限定了玩法，将行业置于一定的标准之下，保障行业合规有序的发展；技术突破则是推动医疗行业不断向前的内生动力，这不仅需要技术方面的长期积累，亦需要资本的加持。
彼时的数字医疗行业正处于低谷期，频遭外界的质疑，不仅需要政策呵护，更需要政策来指明方面。2018年，由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中国数字医疗行业政策面上的一大里程碑。
意见明确鼓励互联网医疗的创新与发展，包括允许依托医疗机构发展互联网医院、支持搭建医疗卫生互联网信息平台，以便于开展远程医疗、预约诊疗、双向转诊、健康咨询/管理等服务，从而实现信息互通、医疗资源上下贯通、做到业务协同，并对互联网场景下的药品保供、支付结算、教育科普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总的来看，意见不仅鼓励新的医疗生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处方外流与医保的在线支付。
在政策的明确支持下，伴随着资本的涌入，中国的互联网医疗行业进入了景气周期、市场规模不断扩张。2020年的疫情，导致宏观经济在彼时被按下“暂停键”，但之于数字医疗却成为了加速行业发展的催化剂，抗疫、防疫背景下，催生了对互联网医疗的海量需求。
截至目前，全国范围内的互联网医院数超过了1700家，已成为我国医疗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一些头部平台已经具备了相当的体量，以创立乌镇互联网医院的微医为例，其已连接全国8000多家医院，拥有33家互联网医院，19家打通了所在地医保支付，连接超30万名注册医生和逾2.78亿名实名注册用户。
以目前的发展势头，未来互联网医院的数量将持续扩大。行业规模方面，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2019年时我国数字医疗服务市场规模为232亿，到2030年则预计超过7000亿，期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高达37%。
图：我国数字医疗服务市场规模资料来源：安信证券、沙利文、36氪
之所以会预期我国数字医疗市场在未来10年会增长超过30倍，其核心逻辑在于：
1.在于互联网医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2.以互联网医院为基础，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提升在线就医体验，实现了需要-被满足之间的正向循环；
3.医保作为我国医疗体系最大的支付方，处方外流与医保在线支付，保障了需求的长期旺盛；
在互联网医院的形态上，从最初以乌镇互联网医院为代表的平台型，逐步扩展成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医院自建、公司自建、医院和公司联合开发等多种模式并存的格局。服务内涵上，目前已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该模式基本覆盖了诊前、诊中、诊后的全流程，其中涉及信息咨询、挂号、诊断、住院、结算等各个诊疗环节。
电脑数字医疗2.0时代 — 互联网医联体如果说互联网医院的出现是数字医疗行业1.0时代的典型特征，那么互联网医联体的出现代表着数字医疗2.0时代的来临。与传统的医联体建设路径相比，互联网医联体已然是加速建设医联体的有效方式。
关于互联网医联体的建设，自然少不了政策的支持。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2017年，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
具体来看，分级诊疗中能够允许多点执业是催生互联网医院成立的先决条件之一，而医联体则是落实分级诊疗的绝佳载体。在医联体中，不同类别、等级的医疗机构之间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信息共享、业务协同，从而优化分配医疗资源，并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能力，更好的达成分级诊疗的目标。
在全面推进建设医联体之前，微医创始人廖杰远在2016年曾提出了“互联网医院升级为互联网医联体是分级诊疗最终落地路径”的观点，这一判断在当时具有相当的预见性。在政策的指导下，我国数字医疗的业态逐步从“医联体+互联网”转变为“互联网+医联体”的模式，并最终形成了以互联网医院为载体建设医联体的新型模式。
具体案例方面，在互联网医联体建设的早期探索阶段，2017年，微医与河南省平顶山市政府展开战略合作，以郏县为试点，构建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的智能分级诊疗体系，这即是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的分级诊疗“郏县模式”。“郏县模式”在2018年获得国务院深改组专报推广。
2019年，微医与泰安市政府展开战略合作，在泰安合力打造了全国首家互联网慢病医联体。在三医改革的大背景下，该医联体以慢病为抓手，通过数字化赋能三医联动，实现了诊疗全流程的互联网化，尤其是互联网医联体首次支持医保在线支电脑付，进一步推动了互联网医联体建设与处方外流。落地仅1年，当地慢病患者单次人均就诊时间就从2-3小时减至30分钟，单次处方金额较2019年下降12.7%，提升了患者就医获得感和医保基金使用效率。“泰安经验”得到了国家和山东省政府的认可，开始在山东全省的16个地级市进行推广。
互联网医联体建设的案例还有很多，其中上海复旦大学儿科医联体的持续建设颇为典型。复旦大学儿科医联体始建于2014年，在彼时主要整合了复旦8家附属医院的儿科资源；2019年，复旦儿科康联体成立，作为2.0版主要将医院管理延升到全区、渗透到基层，并进一步互联网化，从而更好的分配医疗资源、提升诊疗效率。
数字医疗3.0时代 — 数字健共体当下新冠疫情叠加资本市场逢寒，数字医疗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行业下一步如何迭代，加快价值落地以穿越市场凛冬？在某种意义上，医改已给出了新的答案。
三明医改是三医改革的标杆。当下三明医改进入了3.0阶段，推动医疗服务体系由“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其中重要举措是构建并完善健康管护组织，医保基金从“只管医疗”上升到“为医疗和健康管护买单”。
政策作为推进医疗改革的源动力，当然也不会缺席。2021年10月，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深入推广福建省三明市经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医改发〔2021〕2号）（以下简称：2号文）。
2号文的下发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三明医改的经验，以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合理均衡布局、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建立健全医疗服务价格机制等目的。而健康管护组织则是落地上述意图的关键，因此实施意见也被行业认为是中国的“健康管护组织法”。
事实上，三医改革的核心逻辑，是对医疗的供给与需求两侧都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也就是一方面要针对药品、服务价格等进行供给侧的改革，同时也要对医保支付方式进行调整，尤其后者，已经成为推动整个医疗服务体系转向的关键杠杆。
这种情况下，在实现了供给、需求、支付方之间的数字化链接后，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为契机，数字医疗也进入了紧密型互联网医联体的3.0阶段，通过搭建以健康结果为导向的健康管护组织，进一步赋能医改。
这一次，行业“老兵”微医又走在了前面。2020年，微医与天津市政府展开战略合作，由天津微医总医院（天津微医互联网医院）牵头、协同全市266家基层医疗机构共同组建天津基层数字健共体。健共体于群众更加关注如何提升健康水平，于医疗机构则是通过数字赋能，从运营效率上提升医疗服务水平。重要的是，数字健共体以慢病为切入点，探索医保“整体打包付费”“按病种和按人头打包付费”的支付方式改革，创建医疗服务的“按效付费体系”，数字化的健康管护组织雏形初现。
从实践成效来看，截至目前，健共体探索为天津全市40多万糖尿病患者提供全程数字化管理服务，试点医院患者规范管理率达76.68%，纳入示范级慢病管理3个月以上的患者血糖达标率比非管理患者高13.5%，已落地按人头付费的基层医院医保结余率达到16%-31%，基层医疗机构门诊量最高同比提升280%。因成效显著，在2021全国深化医改经验推广会上，天津市基层数字健共体入选“推进医改 服务百姓健康十大新举措”首位。
2022年4月，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联合印发的相关政策文件明确提出，引导地方探索基层数字健共体建设。政策引导下，除天津，目前微医的数字医疗平台正在山东、福建、上海等多地加快落地数字健共体，公开资料显示这些省份多个地市的数字健共体相关业务及营收达到了大型三级医院规模，展现出了巨大的成长空间和市场潜力。
医疗改革其实是一个国际性难题，海外也有一些通过构建健康管护组织进行医疗服务提效降本的探索。其中美国的“联合健康”最为典型，它将保险与健康管理/服务之间形成联动，不仅实现了加强医疗体系管控、患者健康管理这两大核心目标，并对美国的药品定价体系与医疗服务定价体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再看目前由数字化驱动的中国式健康管护组织——数字健共体，与美国的联合健康异曲同工。特别是都依托于数字化的驱动，有大数据作为支撑，使得整个体系运行的效率相对更高，不仅有助于提升医疗务质量和效率，降低医疗服务成本，而且患者的体验也更好。
同时，也要看到，相比美国联合健康以及其他国家医疗系统，我国目前正在建设的数字健共体模式投入更少。由于我国内需市场巨大，叠加老龄化、健康意识提升等因素，数字健共体目前在我国的发展速度也远高于海外。未来，在就医需求保持旺盛的背景下，预计上述趋势亦因此得以长期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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