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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克(法学博士、旅法媒体人)

“只有当潮水退去,你才知道谁在裸泳”——沃伦·巴菲特的这句投资经验俏皮话,似乎正适合用于盘点2022年法国大选第一阶段。3月4日18点,法国宪法委员会接受候选人保荐函的窗口时间正式关闭,这意味着此前数十名参选人“群雄并举”的局面告终,只有拿到足够数量保荐函、并按规定提交申报材料的人选,才能成为制度意义上的真正“候选人”。最终名单于3月7日公布,共有12人越过门槛,而此前一度声势浩大的某些参选人,却折戟在这道关卡前,沦为陪跑者。

这一截止期限的另一个附带后果是,很长时间以来,现任总统马克龙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宣布参选,是媒体最为津津乐道的问题,但随着截止期限临近,这种猜测也越来越失去意义。3月3日晚间,多家法国媒体同步刊发了马克龙的《致法国人的信》,他在信中正式宣布投身大选,而此时距宪法委员会的截止期限,只有不到24小时。

2022年3月7日,法国巴黎郊外城镇普瓦西的一处文化活动中心,法国总统马克龙参加首场竞选连任活动。

巴菲特的至理名言,其实只说出了部分事实。这句话没能说出的另一面是,有些候选人其实是在潮水退去之前,才匆忙套上泳裤的,更为尴尬的是,他们的泳裤是旁观者、甚至是对手抛过来的。但在计时停止前的紧要关头,他们已经顾不上许多。

按照法国法律规定,有权出具总统大选保荐函的民意代表,共有4.2万名之多,从这里面争取500人签名支持,看上去似乎是个并不算困难的任务。然而实际运作却并非如此,大部分民意代表并不愿意蹚这潭浑水,这其中涉及到政治版图的分化重组、中央-地方关系、民意代表的自由行事余地以及民主体制下“代表性的断裂”、政治运作环节中的民意基础重构问题等等。

而在这种背景下,亦可以看到问题的吊诡一面:保荐函争夺战的胜者,几乎可以确定并不是票选体制的赢家;而倒在这道制度门槛前的败者,从长远来看却未必真的失败。

保荐制:六十年历史的“旧制度”

保荐制(parrainage)是法国第五共和国于1962年引入总统直选机制的配套制度。这项制度的用意,是防止出现缺乏足够广泛代表性、或者异想天开一时兴起的候选人入场搅局,同时客观上也将候选人群体缩限在一个较小规模。

这项制度的内涵并不复杂,根据最初规定,有意参选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须得到100名地方民意代表的保荐(1976年增加到 500名)。保荐函必须来自至少30个省,而且其中任何一省所占比例不得超过10%。自1962年以来,各地提交的保荐函由宪法委员会审核,但无须全部对外公开;2016年的改革进一步提高了透明度,规定所有保荐函均实名对外公开,供选民核查,这也成为此次大选围绕保荐制度产生风波的主要原因。

根据2021年3月29日组织法,有权出具保荐函的,包括法国参众两院议员、欧洲议会法国籍议员、各大区议会议员、各省议会议员、巴黎和里昂市议会议员、各地市长(以及巴黎、里昂和马赛三市的各区长)、各市镇联合体长官、各海外省议会成员、科西嘉/马提尼克/法属波利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地方政府长官等。根据法国内政部提供的数据,除去不同职位的兼任情况后,今年有权保荐的人数应为42433人。

这些民意代表不仅可以保荐正式参选者,而且严格来说可以保荐符合法定条件的任何人——即便并未参选或已经退选。例如在此次大选中,前总统奥朗德从未宣布参选(尽管一度曾经作出暗示),但也有一人保荐;而前欧盟脱欧事务谈判代表巴尼埃(Michel Barnier)未能在共和党初选中突围,但仍然收获了两封保荐函,而且都是在他退出竞选之后。

极端派别陷入尴尬

与坊间通常印象中五六名政客角逐爱丽舍宫的图景不同,总统大选的最初阶段其实是一团混战。据《巴黎人报》统计,在2月底,除在各党派初选中被淘汰或主动弃选的参选人、以及当时尚未正式宣布参选的马克龙之外,还有多达32人宣布要竞选总统,而宪法委员会官网上罗列、至少获得一份保荐函的人选,更达到60名之多。这其中大部分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除了专门的资料统计页面和地方媒体之外,很难出现在全国性大报的版面上。而保荐制的意义,正是扮演筛子角色,将大量“闲杂人等”拦在最终决选之外。

对于来自主流大党的候选人来说,征集保荐函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在任总统马克龙固然不例外,即便社会党和共和党近年来处境艰难,但由于在地方上深耕多年,也依然不成为问题。

2月1日,宪法委员会公布第一批保荐名单,在313封保荐函中,马克龙独得105封(尽管他当时还没有正式宣布参选),其次是社会党候选人伊达尔戈(Anne Hidalgo,48封)和共和党候选人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34封)。随后,马克龙迟迟不表态正式参选,他的保荐数量也很快被佩克雷斯超过。虽然后者的民意指数一直难有起色,但她所代表的共和党在地方上具有深厚根基,这种保荐数量优势也一直保持到最终(共2636封,力压马克龙的2098封)。

对于绝大多数处于媒体视野之外的“小参选人”来说,他们费尽力气也难以得到地方民意代表的青睐,往往一天打数百个电话而一无所获。不过也有一些人物,虽然是公认的龙套角色,却因为独特的定位或诉求,而早早越过了保荐门槛。例如来自比利牛斯-大西洋省、出身牧羊人家庭的议员拉萨勒(Jean Lassalle),素来特立独行、轶事极多,他曾在议会开会时大讲“自黑”笑话,又曾公开穿黄马甲参加会议,以声援示威者,抑或在会议上用方言唱歌,反对裁撤地方上的一个宪兵分队等。虽然其立场古怪,而且近年来曾遭指控有性侵行为,却完全没有被保荐问题困扰。

此外,代表工人斗争党(LO)第三度出战大选的极左翼托派候选人阿尔托(Nathalie Arthaud),也在2月中旬就顺利拿到500封保荐函。同样早已在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的法国共产党,由于地方网络的实力仍存,所以早在2月初就已经集齐500封保荐函,法共候选人鲁塞尔(Fabien Roussel)还为该规则辩护称,这是为了避免某些“冒险者”扰乱选举。

2022年1月22日,法国戛纳,法国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埃里克·泽穆尔在集会中讲话。

鲁塞尔眼中的“冒险者”,首当其冲的靶子就是政治光谱上的冤家对头——极右派候选人泽穆尔(éric Zemmour)。后者近一年来在媒体上大出风头,但毕竟是政坛新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媒体轰动效应兑现成保荐函,事先并不确定。他在2021年12月声称,这套制度是为了保护大党而设计,“有可能我拿不到(足够的)保荐”,到了2月20日,仍然宣称“很有可能”达不到500封保荐函的门槛(当时已经有不到300封)。

而对于同属极右阵营的国民联盟来说,虽然2017年大选杀入第二轮对决马克龙,成为该党历史上又一高光时刻,但这次的麻烦在于,2017年为该党出具保荐函的民意代表当中,多达三分之二已经离开相关职位,究其原因,国民联盟在2020年的市镇选举和2021年的省级选举中表现不如人意,导致这两级的议员人数大幅缩水。这导致原本以“大党”自居、按理说不至于为保荐函发愁的国民联盟,今年陷入了尴尬。

同样,在政治光谱上位于极左一端的“不屈法兰西”(LFI)党魁梅郎雄(Jean-Luc Mélenchon)也有类似担忧:2017年他获得了805封保荐函,但其中大部分来自于法共的地方民意代表(上次大选中法共支持梅郎雄,没有派出候选人),而此后二者的合作龃龉横生,法共不再与其合作,因此梅郎雄也需要费一番力气才能跨过门槛。

争议症结:保荐实名制

从2016年起,出具保荐函的民意代表需要实名公开。宪法委员会在网站上开辟专页,可以让选民查询到所有民意代表各自为哪些候选人提供了保荐。此举旨在增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但同时也抑制了民意代表提供保荐的积极性。

在近年来政治极化的背景下,一部分民意代表(尤其是地方层级)对于保荐可能激起的质疑和争论心存忌惮。因为给任何候选人出具保荐并实名公开后,都可能引起相反立场选民的抗议、甚至可能造成市镇管理团队的分裂,因此他们宁可放弃保荐权,或者另辟蹊径——例如法瑞边境小城La Chapelle-Rambaud的市长将保荐函投给根本无意参选的宇航员佩斯凯(Thomas Pesquet),理由是“不想被贴上政治标签”,所以宁可投给一位大受年轻人欢迎的公众人物。更有地方上的声音抱怨,这套制度把大部分压力转移到各地市长头上,导致他们轮番遭受各路候选人的烦扰。

到二月底时,全法拥有保荐权的大约4.2万多名民意代表中,只有不到10000人发出保荐函,这一比例要明显低于此前历次大选的同期水准,因此引发了各方的议论和担忧。

在极右阵营中,一些候选人指责保荐实名公开的要求,使得一些民意代表不敢公开为他们背书。其中极富争议的泽穆尔最为典型,其团队声称,一些市长私下表示,如果保荐不公开的话,这些人原本会选择泽穆尔,但现在迫于选民压力不敢出头。一度参选但早早退出的极右小党“爱国者”(Patriotes)党魁菲利波(Florian Philippot)也曾指责,保荐制是一场“完全老旧的、被利用的、误入歧途的”制度,并呼吁尽快把民意代表保荐改成民众保荐。

国民联盟(RN)党魁勒庞(Marine Le Pen)在此前意气风发地声称自己是“唯一能对抗马克龙的候选人”之后,突然发现有可能连门槛都过不了,于是在2月21日通过视频向各地市长发出呼吁,声称自己仍然差50多封保荐函,恳请各位市长们出手相助。她声称:“如果你们(各地市长)不帮助我的话,数百万选民将被剥夺选举机会。不要让一场严重的民主丑闻发生。”

2022年3月2日,法国巴黎,在凡尔赛门德展览中心,法国总统大选候选人勒庞对媒体讲话。

2月22日,勒庞宣布暂停竞选活动,专心解决保荐问题;当天宪法委员会公布的新一批保荐名单显示,她获得了393份保荐函,距离门槛仍差100多封;而泽穆尔同一天也表示,虽然不会暂停竞选活动,但也“减少船帆”——亦即放缓其他事务,将更多精力放在争取保荐方面。

3月1日,宪法委员会公布更新版保荐名单,其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是,三名极右候选人——勒庞、泽穆尔和杜邦·埃尼昂(Nicolas Dupont-Aignan)都跨过了500大关,其中泽穆尔甚至发射了一枚“小卫星”,从450票蹿升到620票,力压勒庞一头。

这种结果似乎印证了此前一些政治人物的判断,他们并没有拿反对者的说辞太当回事,认为针对保荐制的争议不是第一次出现,每次大选都有人不满,但每次都有惊无险。而从事后看来,极右翼候选人选择针对保荐制度开炮,或许也不乏策略上的考虑:虽然按部就班地推进未必真的无法迈过门槛,但放低身段采取“哀兵”姿态,向支持者求援,也能间接地起到凝聚基本盘的作用。

“保荐银行”:为裸泳对手抛出泳裤

尽管一些资深政治人物认为,左右极端势力对保荐制的攻击言过其实,但中间派政党“民主运动”(MoDem)党魁贝鲁却颇为当真。他在2月10日宣布,创立一个名为“我们的民主”的网站平台(Notredémocratie.fr)作为“保荐银行”,民意代表可以签署承诺,将自己的保荐函汇聚起来,专门用于在最后关头帮助那些民调得票率超过10%、却因为种种原因以微弱差距无法集齐500封保荐函的候选人。因为超过10%理论上意味着可能会有400万选民愿意为其投票,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民意基础。

按照贝鲁的设想,这个平台能够汇聚至少两三百封保荐函,改变某些参选人的命运。他也并不讳言,就此次选举来说,在“民调超过10%”和“可能以微弱差距无法集齐保荐函”两条标准之下,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梅郎雄、勒庞和泽穆尔三人。

贝鲁认为,此举有助于维护民主体制下的多样性,也有助于缓和选民对选举体制的质疑。他同时强调,“保荐银行”提供的支援,并不意味着对相关候选人在政治上的认同和支持。他本人就明确表示,毫无疑问他支持马克龙连任,但这并不妨碍将自己的保荐函也放入这个平台。最终,他于2月27日宣布为勒庞提供保荐。

贝鲁的倡议在政府高层也得到了响应。2月22日,总理卡斯泰在议会接受质询时,呼吁民意代表积极保荐,在他看来,“保荐某个候选人,并不自动成为政治支持的同义词,它也是一种民主行为。”

但这种姿态并非没有反对声音,社会党候选人伊达尔戈质疑总理卡斯泰称,这种举动的目的是让泽穆尔越过门槛晋级大选,“别拿我们当‘村里的傻子’对待”,泽穆尔发表反民主言论,“对国家的均衡极为危险……我们却以民主的名义来给他提供保荐,这到底是在嘲笑谁?”

此间的一个插曲是,诺曼底小城乌伊斯特勒(Ouistreham)的市长宣称,打算用抽签方式选择自己保荐的候选人,结果遭到宪法委员会的警告:保荐不能用抽签或竞价方式进行,违者可能受到刑事追诉。最终,这位市长选择保荐泽穆尔,不过同时也强调,他其实并不认同后者的理念,真正支持的是马克龙,但这位总统并不缺少保荐,“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让民主体制能够充分表达”。

保荐函并非一致从左向右流动,也有相反方向的事例。来自右派共和党的戛纳市长、同时也是“法国市长协会”(AMF)主席的利斯纳尔(David Lisnard)认为,如果梅郎雄、勒庞或者泽穆尔不能晋级选举的话,会是对民主体制的“严重打击”,于是他在2月20日将自己的保荐函投给了“距离最远”的(极左派)梅郎雄。

农夫与蛇?还是“民主阳谋”?

虽然上至贝鲁和卡斯泰,下至响应号召的小城市长,都用“民主”作为合理性论证,但在这种宏大叙事之下,从权谋角度来说,对“保荐银行”或许仍然有另外的理解维度。

一方面,仅从大选而言,将一部分机动灵活的保荐名额作为晋级大选门槛的调节杠杆,可以成为马克龙及其盟友手中的一件极微妙的政治工具。在极右阵营内部维持“二虎相争”的局面,和其中一人早早脱颖而出、收编大部分极右力量,哪种局面对马克龙更加有利?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民调支持率不相上下的泽穆尔和勒庞,如果都能通过保荐调控工具越过大选门槛,势必将在首轮投票之前陷入激烈缠斗。二者虽然都属于极右阵营,但积怨甚深,尤其是此次选战中泽穆尔大挖勒庞的墙角,连勒庞的外甥女马雷夏尔(Marion Maréchal)都“背叛”姨母、公开改换门庭,这两大派别间短时间内恐难修复关系。

更何况,二人身后还有支持率相差不多的佩克雷斯紧盯,谁能晋级次轮,目前尚在未定之数(虽然从三月初的民调来看佩克雷斯形势不妙,但乌克兰局势发酵下去,对极右派来说仍然是高风险议题)。三人中无论谁在首轮得票率上占先,都很难获得败者在次轮的全力支持(何况如果佩克雷斯落败,她基本可以肯定会支持马克龙)。因此对于马克龙及其盟友来说,第二梯队中有三人缠斗(甚至不排除梅郎雄也加入战团),应当是最乐见之事。事实上,左右阵营中都已经有人指出,马克龙阵营有意“抬升极端势力”, 以确保自己能够获胜。

另一方面,“民主”大词也并非全然空谈。如果保荐作为策略工具运用得当的话,对整个民主体制也具有“固桩”效应。

正如贝鲁等人担心的,即便若干候选人被指为具有“反民主”性质(尤其是泽穆尔和勒庞),但在现实的政治局势中,其麾下聚集了数量相当庞大、无法忽视的选民,这些选民本身未必都反对民主体制,但出于政治、社会、文化等种种因素,选择了立场极端的候选人,如果后者因为保荐制度而被拒之门外,那么无论对于这些候选人、还是他们身后的选民,可能都会产生难以预测的消极后果。前者可能会更加激进地反体制,而后者出于怨恨,也可能会有更多的“抗议性投票”,日益加剧民主体制的内部张力。

相反,当依靠对手宽宏大量才获得一条泳裤、从而避免当众裸泳的尴尬时,要反过来指责游戏不公,似乎变得更加难为情(当然不排除有些人会视之为羞辱);同样,依靠体制的弹性变通才能跻身大选,反过来宣称自己“反体制”,也同样更难以自圆其说。正如勒庞在获得贝鲁的保荐后所承认的,“尽管我们之间有政治分歧,但他的举动旨在让我们的民主体制存续下去”。对于这位带领国民联盟走上备受争议的“体制化”道路的极右翼人物来说,这次的保荐风波,似乎无形中将其向“体制化”方向更加推进了一步。

当然,政治版图的聚散流变,最终要取决于结构性的力量,襄助保荐这样的单一事件不足以改变方向。作为政坛边缘力量,极右派不会轻易领体制之情,仍然会时时表现出“极”的一面,例如泽穆尔在拿到足够的保荐函之后,声称这根本不是贝鲁的功劳,而是其团队、尤其是改换门庭的原共和党二号人物佩勒蒂埃(Guillaume Peltier)的“决定性工作”的成果。

泽穆尔的表态或许出于其好辩本能、或许出于巩固内部军心的考虑。但无论如何,这同时也向民主体制提出了“如何自我防卫”的严肃问题:批评者会认为,政坛主流为反体制的极端势力提供帮助,可能是一厢情愿的迂腐,纯属“傻子”作派(例如社会党候选人伊达尔戈所讽刺的),会重蹈伊索寓言中“农夫与蛇”的覆辙;但贝鲁等人在意的是,即便抛开选战权谋不论,正视极端力量及其背后选民的存在,并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或许可以削弱极端力量的锋芒,防止其脱离轨道,缓和其对体制的冲击和破坏效果。这两种思路,正如历史上不同情境下反复出现的“遏制”与“接触”政策之争一样,在整体局势没有发生剧烈转变之前,仍将持续下去。

作为输家的左翼,未必一直是输家

此次围绕保荐制度的争议,更多地集中在极右政党及其候选人身上,但回头来看,极右派候选人均有惊无险地过关——只有持深右立场的国家主权派阿塞里诺(Fran?ois Asselineau)被拦在门槛之外,反倒是左翼阵营成为一大输家。

所谓左翼输家,无疑是“人民初选”(Primaire Populaire)的获胜者陶比拉(Christiane Taubira)。这位前社会党政府司法部长并没有遵循社会党的路线、去支持党内初选获胜者伊达尔戈,而是分庭抗礼,通过今年1月举行的“人民初选”获得参选合法性。但随后她在征集保荐函方面步履维艰(其团队指责社会党从中作梗),唯一支持她的政党——激进左翼党(PRG)又宣布撤回支持。到3月1日,陶比拉只获得了181封保荐函。眼看大势已去,她于征集截止到期前两天宣布退选。轰轰烈烈的“人民初选”,最终落得一场空。

2022 年 2 月 22 日,在巴黎广播电台共同举办的活动中,法国总统候选人克里斯蒂安·陶比拉接受人采访。

不过,来自极左翼“反资本主义新党”(NPA)、第三度参加大选的普图(Philippe Poutou)倒是在眼看遭遇绝境时上演了一出“胜利逃亡”。在3月3日倒数第二轮公布保荐函数量时,他仍然只有439票,但最终结果显示其在此基础上暴增了157票。这也是唯一一个在最后关头出现保荐数量井喷的候选人,不出意料的话,这很可能是贝鲁发起的“保荐银行”在看到勒庞、泽穆尔和梅郎雄都无需襄助,转而出手相助普图,将其推过门槛。

左翼的挫折、尤其是陶比拉和“人民初选”的失败,同样在政治层面上提出了不乏意义的问题:在一个日趋民主化的时代,如何协调民主诉求和制度缰绳之间的关系?陶比拉在面临败局的时候曾经质问:为什么她作为40万人参加的“人民初选”的胜者,会受制于这样一项行政程序?她甚至隐晦地指责,这项程序是反民主的。

然而,此次“人民初选”的组织工作本身就堪称一场灾难。长期以来,从法共到社会党的整个泛左翼始终有一种执念,即左翼只有团结一致、推出统一候选人,才有可能赢得大选。但目前左翼阵营分崩离析,各党均无意相让,诞生统一候选人绝无可能,因此“人民初选”就成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尝试。有些候选人甚至都不同意被列入名单,更没有承诺会尊重投票结果。而“人民初选”线上投票也因为缺乏验证程序、无法杜绝作弊而饱受诟病,其结果只是为左翼阵营又增加了一名候选人,进一步加剧了碎片化。从混沌的民主诉求,到清晰可靠的程序,再到各方恪守共识,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人民初选”的实践归于失败,但其中折射的民主化压力却依然存在。姑且不说此次总统大选中涌现出大量脱胎于“黄马甲”运动的“体制外”小候选人,他们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推行“人民创制公投”(RIC),换言之,在政治生活中给全民公投以更大发言权;而且此前“体制内”的改革也试图往同样方向上前进,例如由前总理若斯潘(Lionel Jospin)主持的“公共生活更新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目前的保荐制度已经“不符合现代民主体制的要求”,建议以公民签名形式取代,门槛定为15万人。2021年,社会党参议员克鲁什(Eric Kerrouche)曾提议实行混合保荐制度:民意代表的门槛数量减少到250人,同时加上15万民众签名,但执政党和右派都表示反对,最终不了了之。但即便是右派共和党的参议院议长拉舍尔(Gérard Larcher),也并未排除民众参与,他提出了三个方向的改革建议:要么采取匿名保荐制,要么采取强制保荐制,要么采取公民和民意代表相结合的体制。

从民意代表保荐逐渐过渡到公民保荐,尽管眼下看来还有诸多障碍,但和欧美社会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在线请愿、以及法国的“黑夜站立”及“黄马甲”运动一样,都隐然显示出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的内在压力和动力。而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同样有“无条件基本收入”(Revenu de base)此前被讥为天方夜谭,现在却在多国进入论证和试验阶段。风起于青萍之末,2022年围绕总统大选保荐制的风波,或许也在一团喧嚣中,预示了未来的某些新迹象。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