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鲁明军
高名鹿(章静绘)
《十月》创刊于1976年（OCTOBER）杂志在北美乃至全球当代艺术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分析模式和理论风格一度被视为形式主义后艺术评论的典范。近半个世纪来，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分析、机构批评、身体政治、景观、女性主义、全球化、文化战争、后殖民、纪念碑等前沿话题，十月开展了一系列批评和写作的激进实验，对艺术体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与其说是当代艺术学术专业期刊，不如说是艺术认知变革的驱动者。因此，它与其说是当代艺术学术的专业出版物，不如说是艺术认知变革的驱动力。然而，自新世纪以来，随着艺术的快速变化，十月也越来越保守。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理论、批评和艺术媒体都面临着各种新的危机和挑战。
值此第八届国际艺术评论奖（IAAC 8)启动时，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与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联合举办了十月学派和当代艺术评论主题论坛，希望通过重估十月及其理论遗产和当代意义，唤起更具思辨性和批判性的艺术评论和艺术写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鲁明军代表《上海书评》采访了美国匹兹堡大学艺术史系著名的陆教授。
高教授是85年代末中国现代艺术展的重要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是85年代新潮艺术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90年代初，他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攻读艺术史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不仅系统地学习了欧美现代艺术理论，还继续参与中美当代艺术的对话实践。他计划由亚洲协会和旧金山美术馆主办PS1当代艺术中心同时展示的转型突破：中国新艺术（Inside Out：New Chinese Art）展览作为中亚部分策展人，参加了1950年代至1980年代全球概念艺术展、五大洲与一个城市等重要展览的策划。同时，他也是中国最具理论建构意识的当代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和艺术史学家之一。这些原创理论在艺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响应和争议，从理性绘画到极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回应和争议。他的主要论点包括《中国当代艺术史:1985-1986》(1991)、《中国前卫艺术》(2000)、《墙:中国当代艺术史与边界》(2006)、《意派论:颠覆再现理论》(2009)。Total Modernity and the Avant-Gard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Art(2011)、《西方艺术史观念:再现与艺术史转向》(2016)、《中国当代艺术史》(2020)等。
自1976年出版以来，《十月》在当代艺术批评及其理论变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编委会成员和相对稳定的作者也被统称为十月人（或十月主义者、十月学校）。你觉得这种现象怎么样？
高名潞：《十月》杂志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西方当代艺术理论界蓬勃发展。虽然自21世纪以来一直受到保守和僵化的批评和质疑，但它仍然代表了西方理论界的主流声音，并形成了一个系统和学术的当代艺术理论体系。《十月》编辑团队和作者群(不仅是杂志作者，也是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当代艺术理论作者群)被统称为十月人（October people）。《十月》编辑团队和作者群(不仅是杂志作者，也是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当代艺术理论作者群)被统称为十月人（October people）。显然，十月人有很强的优越感，类似于东北常春藤盟校的历史和正统优越感。事实上，十月人基本上是由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东北名校的教授或学生组成的。有三代人。
十月人的理论正统意识使他们不太关注地缘政治话题，而更关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来西方主流艺术的讨论。所以一般不太关注非西方艺术是很自然的。然而，最近发生了变化，他们似乎开始对全球化和非西方艺术的研究感兴趣。我认为部分原因是西方当代艺术研究难以取得新的突破。另一方面，过去20年的全球化讨论似乎很弱。最近，《十月》杂志推出了一张关于全球艺术史方法论的专辑，邀请了包括我在内的10多名主要研究非西方艺术的学者回应他们的问卷。问卷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全球讨论过于关注全球当代艺术的容纳和扩展，忽略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全球多样化和本地化的当代艺术逻辑。我认为这个问卷很有意义，这也是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从事的工作，比如探索和建立极多主义、意派等批评理论，策划相关展览。
2022年春季十月
十月的编辑团队非常敏感，他们似乎意识到全球化问题可能正面临着21世纪真正的文明冲突挑战。在过去的300年里，西方现代文明作为主流，在后疫情时代可能面临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挑战。如果把这种冲突转化为交流与融合，西方当代艺术可能会像现代主义吸收东方文明一样发生转变。
你第一次知道十月是什么时候？当时《十月》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影响力如何？
高名潞：1992年，我去了哈佛大学，从那里了解了《十月》杂志。我还收集了80年代《十月》杂志的合订书。八十年代是十月最有影响力的时代，九十年代是新的高峰。当时在当代艺术批评界，十月似乎不是真正的理论家和批评家。
你第一次接触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本杰明·布赫洛（Benjamin H. D. Buchloh）等待十月人是什么时候？
高名潞：我接触的第一个十月人是伊夫·阿兰·博瓦（Yve-Alain Bois），他是法国人、哈佛艺术史和建筑史系的西方艺术史教授。我参加了他的20世纪现代艺术研讨会。研讨会结束后，我写了一篇关于俄罗斯艺术家利希茨基的研究论文（El Lissitzky）一套现代版画，讨论了十月革命前后俄苏前卫艺术的现代思想。在哈佛学习研究的优势在于，它的博物馆收藏非常丰富，哈佛人有很多机会观看原著。我第一次在哈佛博物馆看到利希茨基和马列维奇（Kasimir Malevich）等待俄苏早期前卫艺术的原作。记得帕梅拉·M. 李（Pamela M. Lee）和大卫·乔斯利特（David Joselit）我们都在同一个研讨班。他们是博瓦的学生，现在帕梅拉是耶鲁大学的教授，大卫是哈佛大学的教授，都是十月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我和他们是同学，但我比他们大十几岁，应该是两代人。因为我去农村、学习、工作，多年来一直参与当代艺术，所以在哈佛大学，我的哈佛大学，深入系统地研究西方理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获得博士学位，而不是主要目的。
1995年，我在哈佛大学听了罗莎琳·克劳斯的演讲。哈佛大学想挖她，但她最终决定留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在哈佛的时候，布赫洛还没有去。他是在博瓦离开哈佛到普林斯顿后才来的，所以他没有看到。我接触到的另一个十月人是哈尔·福斯特先读了他的话，然后在研讨会上见到了他。他编辑的《反美学：后现代文化论文选择》（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1983)和布莱恩同时出版的另一本书·沃利斯（Brian Wallis）编辑的《现代主义后的艺术:反思再现》（Art After Modernism: Rethinking Representation, 1984年代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后现代艺术理论文集。福斯特的写作更接近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福斯特的写作更接近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2008年，我与墙壁艺术博物馆合作组织了当代艺术研讨会，邀请福斯特在北京开会。事实上，他对中国当代艺术了解不多，但他不可避免地有十月人主流艺术的优越感。20世纪80年代，福斯特的写作风格和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克雷格，高级编辑·欧文斯（Craig Owens）很类似。他们都很有才华，很有激情，后者是同性恋活动家，1990年因艾滋病早逝。他们的文字最能体现80年代西方艺术的激进主义。
反美学：后现代文化论文选择
现代主义后的艺术：反思再现
与福斯特激进的后现代政治语言学写作不同，博瓦、克劳斯、布赫洛等人（或十月人中的大多数学者）更喜欢更具思辨性和纯粹的理论写作。它们大多受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当然，克劳斯和博瓦显然有格林伯格形式主义背景的影子。布赫洛将新马克思主义的反系统与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相结合，因此他最关注欧美概念艺术（新前卫）的分析和研究。
作为非西方学者，你觉得他们的批评写作怎么样？
高名潞：十月人还是有更多美国学院的颜色。例如，在前卫理论方面，比格尔（Peter Burger）前卫理论（Theory Of the Avant-Garde，也被翻译为先锋理论)，具有欧洲大陆哲学的特点，历史维度更广，立论更宏大。相比之下，布赫洛和福斯特的新前卫更加克制和狭隘，尽管他们在艺术家和作品分析方面更加精致。我读比格尔和波吉奥利（Renato Poggioli，1947年至1963年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意大利前卫理论比后者更令人兴奋。
在过去的40年里，十月对美国艺术界乃至整个艺术界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高名潞：其贡献主要从西方现当代艺术理论发展的角度出发。十月人很少关注非西方艺术史和当代艺术，很少将其理论应用于非西方艺术的解释和历史写作。这样，如果非西方批评家直接将自己的理论挪用到当代艺术批评中，由于批评对象及其背景不同，肯定会出现适应现象。十月的贡献主要是将西方当代哲学和语言学融入当代艺术批评和当代艺术史研究。因此，他们的贡献不仅是学科内部的建设，也是跨学科的结果。
从西方艺术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十月人的工作嫁接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或当代艺术，他们的理论成就是一种转变。虽然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后现代主义的高峰，在当代艺术实践领域是概念艺术的高峰，十月人吸收了关注外部社会学、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但他们关注并始终坚持理论自给自足和专业语言更新，作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的武器。其中一个特点是将媒体美学融入历史主义，分析当代艺术的历史演变。不难看出十月人是如何修正现代形式主义的，并将其转化为后结构主义媒体的批评。
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不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十月学者的研究，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学术，尤其是第一代十月人的写作。早在20世纪初，语言学转向就出现在西方（Linguistic Turn），索绪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伽达默尔在语言学和哲学和哲学转变奠定了基础。包括现代艺术批评在内的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文化学、考古学和哲学解释都受益于结构主义语言学。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人文学仍然笼罩在语言学转向中，但它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上下文转向（Contextual Turn，或者翻译成语境/互文转向)，而十月人的批评是将后结构主义语言学融入到自己的批评中。语言学并不局限于语言学研究，而是指你怎么说话的视角和方法。如果你想说话，你必须有潜在的叙事内容。最重要的是说清楚。你必须有一个叙事结构。这就是语言，所谓的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即语言作为思维方式和方法来支配我们的言行，而不是我们的言行。
你能举几个典型的写作案例吗？
高名潞：几乎所有的十月人都在他们的出版物中阐明了语言学的重要性。例如，博瓦多次解释罗兰·巴特分析了他对现代艺术的影响。在研究俄罗斯和早期苏联的抽象艺术时，博瓦也使用了类似的方形 法，
